备注：本文中的 “我” 不一定真的是 “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个价值观，从实用主义来讲，也可以把本文中的 “我” 当成一个商品，一个专案，搞不好能给你带来一些想不到的启发。
於小餐廳旮旯叫了一杯咖啡，坐在窗邊，看著窗外的人來人往，突然想到了這個問題，我是誰來著？
自我認知的社會建構#
從集體潛意識與自我認同的視角來說，榮格提出的集體潛意識是人類共有的心理結構，其中包含普遍的原型和象徵。這些原型和象徵通過文化、神話、宗教等方式被傳遞給個體，在現代社會中，集體潛意識往往表現為法律、常識、價值觀、意識形態、群體期望等形式，個體的自我認同在很大程度上被這些社會集體潛意識所影響。
下面是一個比方，當我說 “我是中國人” 這句話其實闡述了下面幾個潛意識層面的含義:
- 在地區上，我認為我是中國人，這是因為我出生在中國，生活在中國，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所以我認為我是中國人。
- 在法律上，我是中國公民，這是因為我擁有中國國籍，受到中國法律的保護，所以我是中國人。
- 在常識上，我會過中國春節，我會說漢語，我會吃中國菜，這些都是中國人的常識，所以我是中國人。
- 在價值觀上，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寶貴的，中國政府是正統的，這些都是中國的價值觀，所以我是中國人。
- 在意識形態上，我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認為社會主義是正確的，這些都是中國的意識形態，所以我是中國人。
- 在群體期望上，我會尊重長輩，我會關心家人，我會愛國愛黨，這些都是中國人的群體期望，所以我是中國人。
所以根據上面的一句話你就會在潛意識中生成一個 “画像”，這個画像就是群體對你的認知，而你的自我認知是你說出 “我是中國人” 這句話的時候，你對自己的認知。
從自我認同的社會建構角度來看，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個體的自我認同是在社會互動中被建構的。社會通過語言、符號、儀式等方式塑造個體的自我認知。標籤理論則指出，個體通過他人賦予的標籤來定義自己。例如，社會對 "成功"、"失敗"、"好"、"壞" 等標籤的定義會對個體的自我認同產生影響。
“我是富人”
- 在經濟上，我有大量的財富，我擁有豪宅、名車、珠寶等奢侈品，這些都是富人的標誌，所以我是富人。
- 在社會地位上，我擁有高學歷、高職位、高社會地位，我受到社會的尊重和崇拜，這些都是富人的特徵，所以我是富人。
- 在生活方式上，我經常出入高檔場所，我參加高端活動，我享受奢侈的生活，這些都是富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是富人。
- 在社會關係上，我和其他富人交往密切，我參加高端社交圈，我受到富人的認可和接納，這些都是富人的社會關係，所以我是富人。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個體的自我認同往往受到社會的標籤和期望的影響。社會對富人的定義會影響個體對自己的認知，個體可能會通過擁有財富、地位、生活方式和社交圈等方式來實現自我認同。
然而，個體的自我認同並不完全被社會建構所決定，個體仍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選擇權。通過反思、批判性思維和自主選擇，個體可以重新定義自己，抵抗社會的標籤和期望。
對於一個大儒而言，如果這個大儒說 “我是富人”，那麼他的自我認知可能會是這樣的：
- 在經濟上，我擁有大量的知識，我有深厚的學識和學問，這些都是大儒的標誌，所以我是富人。
- 在社會地位上，我受到社會的尊重和崇拜，我是社會的精英，我對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力，這些都是大儒的特徵，所以我是富人。
- 在生活方式上，我注重修身養性，我追求道德和品德的完善，我尊重傳統文化，這些都是大儒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是富人。
- 在社會關係上，我和其他大儒交往密切，我參加高端學術圈，我受到學術界的認可和接納，這些都是大儒的社會關係，所以我是富人。
但是因為大儒的 “富有” 和在社會中主流的潛意識中的 “富有” 是不同的，所以他的自我認知可能會受到挑戰，他可能會面臨自我認知的衝突和不一致，但是他也可以通過反思、批判性思維和自主選擇來重新定義自己，實現自我認同。
同理因為儒家學說在中國的影響力和世世代代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對於大儒說 “我是富人” 讓社會得到認同是很容易的，但是對於一個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來說，他的自我認知可能會面臨挑戰，因為他的自我認知和社會的認知之間的差異性。
可見在自主性與社會影響的層面上，儘管社會集體潛意識對自我認同有重要影響，個體仍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通過反思、批判性思維和自主選擇，社會賦予的標籤可以被抵抗或重新定義。然而，個體的自我認同不可避免地被社會期望和集體潛意識所影響。即使試圖自主定義自己，社會的影響仍然存在。
自我認知的動態性#
關於自我認同的動態性，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會隨著個體經歷的變化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個體可能會表現出不同的自我認同。同時，多重身份的存在使得這些身份可能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被激活或抑制。例如，職業身份在工作場合被凸顯，而家庭身份在家庭場合被突出。
- 我是 “XX” 學校的學生
- 我是 “XX” 公司的員工
- 我是 “XX” 的太太 / 丈夫
- 我是 “XX” 的父母
這裡的 “XX” 是在當前社會群體中的錨定點，想在最短時間內讓別人了解你的身份，你可以通過這些錨定點來讓別人快速了解你的身份，這個錨定點可以是當前群體中的賞識，也可以是社會潛意識中的詞彙如 “中国人”、“富人”、“大儒” 等等。
從哲學的視角來看，存在主義強調個體的自由和責任，認為個體通過選擇和行動來定義自己，而不是被社會或集體潛意識所決定。
現象學則關注個體的主觀經驗和意識，認為自我認同是通過主觀體驗和意識流被建構的。
那麼顯然，作為一個偏向於實用主義的人，我的精神內核是存在，但不妨礙我可以通過想像學的學說來向更多的人 “認識” 我，這樣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我，這樣我就可以更好的影響更多的人，這樣我就可以更好的實現自己的價值觀。
而做到這個的集大成者其實大家非常容易在影視作品中見到：
- 演員，他們可以通過表演來讓更多的人認識他們，這樣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和導演的價值觀就可以被更多的人所認知。
- 特工，通過基於社會潛意識構建的虛擬角色能夠瞬間完成他人對他的認知（他是一個普通的人），從而方便他更好的完成任務，畢竟沒人會在乎普通的人做了什麼。
在社會心理學的視角下，社會認同理論指出個體通過群體成員身份來定義自己，個體的自我認同與所屬群體的認同密切相關。
自我歸類理論則認為，個體通過將自己歸類到某個社會群體來獲得自我認同，這種歸類過程被社會集體潛意識所影響。
在自我認同的統一與分裂方面，個體可能追求自我認同的統一性，試圖將不同的身份和角色整合為一個連貫的自我。然而在某些情況下，自我認同可能出現分裂，表現為身份認同的衝突或不一致，這種大多會發生在大學生剛剛畢業的時候，他們可能會面臨學生身份的喪失，工作身份的獲得，家庭身份的建立，這些都會讓他們的自我認知發生變化。
個體的自我認同往往難以對抗社會的建構，這一觀點在社會建構主義中得到了廣泛支持。社會通過語言、文化、規範和制度塑造了個體的認知框架，甚至個體的 “自主思考” 本身也是在社會的語言和符號體系中進行的。因此，個體的自我認同很難完全脫離社會的建構。儘管個體可以通過反思和批判性思維嘗試抵抗社會建構，但這種抵抗本身仍然依賴於社會提供的工具和框架。
例如我說：“我是一個另类的人”
那麼我的錨點對於” 中國人” 就會是：
- 我不一定會過中國春節，我不一定會說漢語，我不一定會吃中國菜，這些都是中國人的常識，所以我是另类的人。
- 我不一定會尊重長輩，我不一定會關心家人，我不一定會愛國愛黨，這些都是中國人的群體期望，所以我是另类的人。
- 我不一定會追求財富，我不一定會追求名利，我不一定會追求權力，這些都是中國人的價值觀，所以我是另类的人。
當一個個體出現和集體潛意識的衝突時，個體可能會面臨自我認知的困境。例如，一個人可能在價值觀、行為方式、社會關係等方面與社會的期望產生衝突。
維持自我認知對於這個人就會變得困難，因為群體會被動的 “攻擊” 和 “馴化” 所有不按照群體潛意識的人，這樣的人就會被排斥，這樣的人就會被孤立，這樣的人就會被邊緣化，後面我會講到邊緣化並不是一件壞事。
基於協同進化理論對此的思考#
新達爾文主義的協同進化理論強調群體演化和個體行為之間的相互作用。
在生物學中，協同進化指的是不同物種或群體之間的相互適應和演化。在社會層面，這一理論可以類比為個體與社會的相互塑造。
群體行為往往表現出一種 “湧現性”，即群體的行為模式無法通過個體的簡單疊加來解釋。例如，社會潛意識的形成可能並不依賴於個體的理性思考，而是通過群體互動和歷史積累逐漸成型。
社會潛意識一旦形成，就會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並對後續的社會演化產生路徑依賴。例如，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在現代社會中已經成為一種 “必須” 的存在，即使個體可能對其持批判態度，也很難完全擺脫其影響。
社會潛意識通過教育、媒體、制度等方式不斷自我強化，使得個體的抵抗顯得微不足道。例如，消費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潛意識，通過廣告和社會規範不斷被強化，即使個體意識到其負面影響，也很難完全擺脫其影響。
從複雜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群體行為往往表現出一種自組織性，即群體的演化是由無數個體的互動所驅動的，但並不依賴於某個個體的意志。
例如，語言、文化、經濟制度等社會現象的演化並不依賴於某個個體的設計，而是通過群體互動和歷史積累逐漸形成。在這種框架下，個體可能會感到一種無力感，因為個體的自主性似乎無法對群體的演化產生實質性影響。
然而，歷史也表明，某些個體的思想或行動（如馬克思、甘地、馬丁・路德・金）確實能夠對群體演化產生深遠影響，因為他們使得邊緣成為了下一次社會進化的核心，請容我接著把這個包袱埋深點。
社會的邊緣，社會是個分形#
分形結構最簡單最直觀的例子就是 “雪花”，雪花的形狀是由一個個小的分形單元組成的，這些分形單元在不斷重複和變化中形成了雪花的整體形狀，雪花的形狀在不同尺度上都具有相似的結構，這種自相似性是分形結構的重要特徵。
70 億個體對於每個個體而言，常被概括為 “無限”，這源於個體認知能力的局限性，無法完全理解或接觸到如此龐大的多樣性。
然而，這一 “無限” 實際上是由有限的 70 億個體組成的，揭示了人類認知與現實之間的悖論。
儘管 70 億個體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網絡，但這一網絡並非無邊無際，其邊界性體現在地理、文化、語言、經濟和政治等多個層面。
例如，生活在偏遠農村的個體可能難以接觸到全球化社會的集體潛意識，從而處於社會網絡的邊緣，但從分形的結構來看待這個問題，農村內依然存在著自己的社會網絡
- 宗族的族長 -- 黨委書記
- 鄉村的村長 -- 市委書記
- 村霸 -- 自己品
- 村民 -- 公民
- 菜地 -- 工廠，企業
同理就算你一個人在家，你的家也是一個社會
社會集體潛意識的強度在社會核心區域與邊緣區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核心區域，如大城市或文化中心，往往是集體潛意識最為強烈的地方，而邊緣區域，如偏遠農村或少數族群，則表現出相對薄弱的社會集體潛意識。（換句話說他們的潛意識和主流社會的潛意識差異性更大）
這種差異可以從社會網絡理論的角度加以解釋：社會集體潛意識的傳播依賴於社會網絡的結構，而邊緣區域的個體由於信息傳播的衰減效應，難以完全接收到核心區域的信息。
因此，邊緣區域的個體可能更容易擺脫集體潛意識的影響，表現出更大的自主性。例如，某些少數族群能夠保留獨特的文化和價值觀，而不完全受主流社會的同化。
從複雜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社會網絡由個體作為節點、社會關係作為邊構成。在這一網絡中，核心節點（如政治家、企業家或文化領袖）對集體潛意識的形成與傳播起著關鍵作用，而邊緣節點則相對孤立。
信息的傳播在社會網絡中呈現出衰減的趨勢，導致邊緣區域的集體潛意識較為薄弱。然而，邊緣區域並非完全被動，反而可能成為創新的源泉。由於受到核心區域的約束較小，邊緣區域的個體更容易嘗試新的思想和行為，這些創新可能逐漸傳播至核心區域，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演化。
邊緣區域如何對核心區域產生影響？更貼切標題的提問應該是如何由自己定義的 “我是谁” 影響到別人的 “我是谁”#
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是：將黨的工作重點從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推翻當地的白色政權，建立紅色政權，把落後的農村變為先進的革命根據地；依托這樣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去反對依靠城市進攻農村的兇惡的敵人，並進而以農村包圍城市，以便在長期戰鬥中逐步鍛煉、積累、發展革命力量，逐步削弱敵人的力量；直到敵大我小、敵強我弱變成我大敵小、我強敵弱時，再攻占中心城市，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 年 1 月 5 日
現代中國最偉大的實踐社會學家 -- 毛澤東
如果你能夠理解以當時的社會背景，這個戰略是多麼的瘋狂，那麼你就能理解邊緣區域如何對核心區域產生影響。
我認為邊緣區域不要嘗試將自己的價值觀傳遞給核心區域，多半沒有用的，特別我需要把這個說給做廣告的朋友們聽，你們的廣告真的不會讓人改變潛意識。
邊緣區域應該嘗試通過自己的實踐和創新，重新定義權力的分佈和運作方式，這樣才能使自己成為演化的新中心。
從哲學視角來看，福柯的權力理論為理解邊緣區域如何成為新核心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福柯認為，權力
(我們可以把他的權力這個概念換成現代至少是和我一樣計算機人更能夠聽懂的詞 “權重” ) 並非一種固定的、集中化的實體，而是一種流動的、彌散的力量，它通過社會關係、話語和實踐不斷生產和再生產。
在這種框架下，邊緣區域成為新核心的過程可以被視為權力流動和重新分配的具體表現。
福柯強調
權力並非僅僅由中心向邊緣單向施加，而是通過複雜的網絡在社會的各個層面流動和互動。
因此，邊緣區域並非被動接受核心區域的影響，而是能夠通過自身的實踐和創新，重新定義權力的分佈和運作方式。
我認為邊緣區域對核心區域的影響途徑應該是通過自身的崛起，形成新的群體潛意識，從而使其成為演化的新中心。
這一過程在歷史中有著豐富的例證。例如：
- 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邦，如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原本處於歐洲的政治和經濟邊緣，但通過藝術、科學和商業的創新，逐漸成為歐洲的文化和經濟核心。這些城邦不僅重新定義了歐洲的價值體系，還推動了整個西方文明的轉型。
- 20 世紀中葉的矽谷，最初只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邊緣區域，但憑藉其在信息技術和科技創新領域的突破，迅速崛起為全球科技中心，重塑了全球經濟和文化格局。
- 20 世紀初，紐約通過金融和文化的創新，逐漸取代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這一過程不僅涉及經濟權力的轉移，還伴隨著文化影響力的重新分配。
- 當代中國的深圳，原本是一個小漁村，但通過改革開放政策和創新創業的努力，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特區和全球製造業中心，對中國乃至全球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你說的例子很大，有沒有相對微觀一點的例子？ 微觀例子：iPhone 對移動互聯網的影響#
喬布斯發明了 iPhone，這個產品在當時是一個邊緣產品（當時手機都得有撥號區域，翻開的屏幕，鍵盤，甚至電子筆），是這個產品的廣告和市場推廣讓這個產品成為了核心產品嗎？
順帶一提，iPhone 之前移動互聯網的中心是索尼愛立信、諾基亞、京瓷等等，在東京哦～ 跟加州的矽谷有點遠
顯然不是，是這個產品的創新性和實用性讓這個產品成為了下一時代演化的核心，這個產品的廣告和市場推廣只是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產品，而不是讓這個產品成為核心產品。
邊緣區域成為新核心的機制可以從創新的積累與臨界點的角度來深入分析。
當這些創新達到一定臨界點時，邊緣區域可能突然崛起，成為新的核心。
這一過程類似於複雜系統中的 “相變” ，即系統在達到某一臨界狀態後發生質的轉變。與此同時，權力的轉移也是這一過程中的關鍵因素。
社會網絡的重構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當邊緣區域成為新核心時，社會網絡的重心會發生顯著轉移。
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的必然性#
新的核心區域會吸引更多的資源、人才和注意力，從而進一步鞏固其地位。
鞏固 的意思就是通過強調完成打壓的過程。
以矽谷為例，其崛起不僅吸引了全球頂尖的科技人才和資本，還催生了全新的產業生態和社會結構。此外，信息流的方向也會發生變化。原本從核心區域向邊緣區域傳播的信息流，可能反過來從新的核心區域向舊的核心區域傳播。
例如，矽谷的科技創新模式和文化價值觀，如今正在全球範圍內影響傳統工業和經濟中心。
而現在矽谷（美國）對中國的封鎖，也是因為中國的崛起，中國有構建新的中心的趨勢（崛起）讓矽谷感到了威脅，所以他們封鎖了中國的信息流，這也是一種權力的轉移。
每個時代終究會出現新的屠龍少年#
德勒茲與加塔利提出的 “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與 “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進一步豐富了這一分析框架。
“解域化” 指的是個體或群體擺脫既有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的束縛，進入一種流動和開放的狀態。
例如，邊緣區域通過創新和實踐，解構了舊的核心區域所主導的權力結構和文化規範。
而 “再域化” 則是指在解域化的基礎上，重新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和權力結構。邊緣區域通過 “再域化” 成為新的核心，不僅意味著地理或政治上的中心轉移，更體現了權力與空間的動態重構。
複雜系統理論進一步揭示了邊緣區域成為新核心的內在機制：系統的湧現性和自組織性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通過無數個體的互動和創新的積累，系統自發地重新組織，邊緣區域逐漸崛起為新的核心。
例如，互聯網的誕生最初只是軍事和學術領域的邊緣項目，但通過技術社區的自組織和發展，最終成為全球信息社會的核心基礎設施。
從生物社會性的角度來思考邊緣區域成為新核心的過程，確實可以為我們提供更直觀的類比和深刻的洞見。以變形蟲行為為例，這一過程在自然界中有著清晰的體現，同時也為理解人類社會的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我們都知道變形蟲單個細胞的智商... 但是變形蟲群體的智商卻是非常高的，這是因為變形蟲群體的智商是由每個細胞的智商組成的，這就是社會的魅力。
以變形蟲的聚集行為則從微觀層面展示了邊緣區域如何成為新核心的過程。
在食物匱乏的環境中，變形蟲會通過信號在邊緣區域聚集。當足夠多的變形蟲在邊緣區域聚集時，它們會形成一個團，這個團可以移動到一個新的地點並形成子實體（fruiting body）。
這個新的地點成為一個新的核心。
新子實體的形成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轉移，更是群體行為模式的重新定義。新的子實體可能採用不同的細胞分化模式或資源分配策略，從而形成新的 “群體潛意識”。例如，子實體中的細胞可能會根據環境的變化調整其分化路徑或代謝策略，這種適應性行為反映了群體潛意識的動態演化。
將這些生物社會性的現象類比到人類社會，可以發現類似的模式。人類社會中的邊緣區域，如偏遠地區、少數族群或新興行業，往往因為受到核心區域的約束較小，更容易積累創新。
新的核心區域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轉移，更是群體行為模式的重新定義。例如，矽谷的崛起不僅改變了全球科技產業的格局，還重新定義了創新文化和創業精神，形成了新的 “群體潛意識”。
說了這麼多，我到底是誰？#
來來來，我給你一個簡單的答案：
- “誰是我” 是我自己定義的
- “我是谁” 是別人定義的
- 信任的建立的難易度是建立與你想讓別人相信的事情離他們的潛意識有多近成正比的。
- 你的價值觀是你的潛意識，你的潛意識是你的價值觀。
你誰也不是，你也可以是任何人。
當然怎麼讓別人相信，這就看你自己的了
完